光学仪器的发展已有近400年的历史，但光学工业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才在英、法、德、美等国崛起。1846年，德国的一位机械师蔡司，创建了自己的小型光学仪器厂，专门生产眼镜和放大镜。以后，蔡司由于物理学家阿贝博士、化学家肖特博士携手合作，制成世界上用于医学的高倍显微镜，从而使世界光学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把光学器材应用于国防，但光学仪器工业在中国却是一片空白。中国的光学工业是和周自新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39年4月28日，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中国第一架军用双筒望远镜，在周自新手中试制成功。
筹建军用光学器材厂
周自新于1909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顾山镇。1926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德语补习班。怀着工业救国的志向，周自新于1928年进入德国巴特加尔扎高级职业学院补习，后进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攻读精密测量仪器专业，1934年毕业，被授予工程师职称。1933年，在德国蔡司厂实习期间，周自新受民国政府军政部军工署之命，为筹建中国光学器材工厂同蔡司厂洽谈。1934年6月，周自新从德国学成归国，回到南京。
1936年周自新向兵工署提出《设厂修理及制造军用光学器材计划》。7月15日该计划经兵工署呈报军政部，以务军字第7086号指令批准执行，并任周自新为军政部兵工署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处长。同年秋冬筹备处及其所属修理工厂在南京正式成立，到职工作的人员，筹备处除处长周自新外，尚有金广路、吴锦安等14人，其所需之机器均由国内制造，校正设备则由蔡司厂提供。筹备处成立后，建立军用光学器材工厂的工作随即展开。
到欧洲寻找技术支持
1937年7月20日，周自新启程，决心谋求与欧洲国家的技术合作，建立中国自己的光学工业。8月19日周自新抵达意大利，然后到匈牙利、瑞士、德国等地，代表军械司购买了各种军用光学仪器，同时广泛与西欧的光学工厂洽谈技术合作的问题。除在德国受冷遇外，在与奥地利美特克厂商洽谈中获得成功，购买了该厂机枪瞄准器和迫击炮瞄准器的制造权。在向瑞士威特厂洽谈仪器时，发现该厂设备完善，产品优良而价格低廉，一般产品价格仅为蔡司厂同类产品的50~85%。该厂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周自新立即和美特克厂进行了技术合作谈判，获得成功，并表示通过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商务专员办公处与威特公司草签了主合同及附件。合同规定威特厂对测远镜厂提供必要的技术协助，并派遣两名专家赴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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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望远镜试制成功
军用光学器材厂建厂工程开工不久，国内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南京沦陷。军用光学器材厂只得迁往重庆，但多雾潮湿的山城不适合生产光学仪器。1938年1月，光学器材厂南迁昆明。1939年1月，经两年多艰苦筹建的中国第一个军用光学器材厂在昆明市南门外柳坝村正式建成投产。军政部兵工署命名为第二十二兵工厂，周自新被任命为厂长。
中国的军队需要大量军用望远镜。于是，周自新委托当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龚祖同和国内派去的工程师金广路，参照德国产品，边计算，边修改，由龚祖同计算、金广路制图，完成了军用双筒望远镜的设计。
1939年4月，中国第一架6×20军用双筒望远镜，终于在周自新的手中试制成功。全年生产出望远镜508架。到1940年，迫击炮瞄准镜、80公分倒影测远镜相继问世，中国的第一代军用光学仪器从此诞生。
光学厂扎根昆明海口
出于对防空的考虑，第二十二兵工厂提出在柳坝村外再建第二厂、专门从事生产防空袭用的光学测远镜的报告。经兵工署批准后，筹备处根据“厂址应远离市区，安全隐蔽，供电和“设备新颖性能优良” 1941年8月6日，陆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及后勤部部长俞飞鹏到海口视察。接着，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建设厅厅长张西林及缪云台相继来海口视察，对周自新关于建设新海口的计划表示赞成，并促成云南省建设厅会同海口各工厂及昆阳县政府组织海口建设委员会，共推张西林为主任委员，李继成、周自新等为常务委员。同年，国民政府兵工署在年度总评议中认为，昆明海口兵工厂“系国内唯一军用光学器材制造厂，设备新颖，性能优良”，周自新记大功。交通方便”等要求，开始在昆明市附近昆阳、海口、石龙坝厂址。鉴于海口中滩有水上运输和石龙坝供电的方便，加上群山环绕，靠山近水，隐蔽安全，对军用光学仪器的生产较为有利，遂决定将测远镜厂建在海口，并得到兵工署批准，称为昆阳新厂。
1940年10月7日，日本对昆明进行空袭，柳坝第二十二兵工厂受到轰炸，全厂共中弹46处，工厂遭到破坏，被迫停止生产。次日，兵工署电令第二十二兵工厂进行紧急疏散，将全部机器设备迁往昆阳海口新厂生产。自此，第二十二兵工厂迁到海口中滩。
为使海口能容纳整个光学厂，并顺利生产，昆明海口新厂的建设规模又在原测远镜厂的基础上调整扩大。1941年4月，主要机器的安装顺利完成，正式投入生产。7月，13座山洞工程全部竣工，其他项目也相继于年底完成。至此光学厂结束了辗转搬迁的历史，在昆明海口扎下根来。
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创业的光学厂员工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欢庆胜利的一天。厂长周自新还满怀激情地写下《抗战八年回忆录》，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军用光学工业艰苦创业的历史，再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光学工业，扩大光学器材厂之组织，在全国设分厂”，建立“东方蔡司”的愿望。
如今，周自新的心愿已经实现。当年的第二十二兵工厂已经更名为云南光学器材厂，现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光学仪器生产基地，年产各式望远镜达100余万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光学工业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争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使，刺激了欧洲光学工业迅速发展，新兴的光学工业成为军事工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到了20世纪30年代，各军事强国都已建立起完善的光学工业体系，能够自行设计和生产各类军用光学器材，连长期保持中立的瑞士也凭借其精密的制造加工工艺，在世界光学市场中稳占一席之地。
早在明清时期，中国就有人对光学进行过深入研究，撰写过一些著作，但没有制造光学器材或原料。在30年代初中国虽然已将各类观瞄器材广范使用于军事领域，但光学工业仍是一片空白，所有光学产品只能依靠进口，简单的维护保养也要送到国外进行。在战争阴云密布的中国大地，周自新、龚祖同等一批中国光学创始人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
从无到有的筹备时期
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开始实施军队装备制式化改革。为配合装备制式化，国民党政府1930年至1932年先后耗资250多万元国币从德国蔡司工厂购入大批军用光学器材。由于保管和使用不当，购入的器材因霉雾等原因造成无法使用的情况较为突出，而国内又无法对购入器材进行维修和保养，只能返回原厂进行，不仅要花费大量外汇，修理周期也很长，对军队战斗力影响很大。于是，光学器材的自修自造成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1933年兵工署俞大维博士指示在德国蔡司厂实习的留学生周自新与蔡司厂就在中国开设修理工厂的问题进行非正式洽谈，蔡司厂随后做出回应，提出了具体建议和合作办法。1934年俞大维出任兵工署署长，同年12月，周自新回国任兵工署精确研究室主任，并将与蔡司厂的谈判情况向俞大维汇报。兵工署技术司于1935年10月根据蔡司厂的建议和合作办法，向军政部提出建立光学修理厂的方案，计划由蔡司厂提供所需的机器、零件、材料、设备，并派工程师来华训练国内工人，开展器材的修理和维护工作，待培养出国内光学人才后再自制光学器材。1936年9月，军政部核准成立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任命周自新为筹备处处长，初步勘定厂址在南京百水桥草场村，同时派人到国外购买技术、设备和材料。
筹备处成立之初有工人70余人，简单设备10余台，主要负责外购光学器材的验收工作。1937年3月，蔡司厂派出的技师雅克博到达南京，指导修理工作并培训修理人员，开始为驻南京各部队修理损坏的光学器材。8·13事件后，抗战全面爆发，筹备处派出人员到南京和汉口各高射炮阵地和要塞修理瞄准镜，同时派人到汉口协助汉阳炮厂校准瞄准镜，直接投入到抗战第一线。
备感艰辛的欧洲之行
为培养光学人才，1936年3月，周自新利用兵工署购买价值30余万元的观测设备的机会，为清华大学留德公费生龚祖同谋求了到德国亨索尔茨（Hensoidt）厂实习6个月的机会，龚祖同即借验收产品的机会，进入该厂学习透镜和棱镜的加工技术，同时考察光学加工及光学玻璃生产情况。修理厂筹备处成立后，1937年2月和4月，兵工署分别派出技术员金广路、薛培贞前往德国、瑞士等国学习考察光学加工技术，订购机器设备和光学材料，洽谈技术合作。欧洲各光学厂商对二人的欧洲之行非常关注，对考察目的也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做了充分的准备。二人抵达德国后即着手购买材料设备和技术合作的谈判，欧洲各光学厂商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希望中国自己制造光学器材，使得购买设备和材料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而技术合作则以“中国工业落后，无法制造光学仪器”为由表示拒绝，参观学习就更不同意了。后通过驻德使馆介绍，二人才得以进入一些小厂参观磨玻璃和制作分划的大致程序。7月，周自新亲赴欧洲洽谈技术合作，订购机器设备。周自新抵达欧洲后，汇同金、薛二人一道，代表军械司购买望远镜、测远镜、周视瞄准仪等一批光学器材，并与购买厂家洽谈技术合作问题。在进行技术合作的项目谈判时，对方大都是先谈光学器材如何精密复杂，再说中国工业基础如何薄弱，最后以中国无力生产为由加以拒绝。
与瑞士威特厂（Weirt）洽谈购买测远镜时，周自新一行发现该厂设施完善，产品精良，价格低廉仅为蔡司同型号产品的三分之二，加之瑞士国小，无经济侵略的野心，愿意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出售80公分和125公分测远镜的制造权。经谈判，双方达成技术合作协议，使此次欧洲之行终于有了一些成果。
历时一年半的欧洲之行，除与瑞士威特厂达成技术合作协议，购买了80公分和125公分测远镜的制造权外，还购买了奥地利美特克厂（medek）机枪瞄准镜和迫击炮瞄准镜，法国勃朗特式迫击炮瞄准镜的制造权，聘请了两名瑞士专家，购买威特厂光学制造加工机器百余台，80公分测远镜材料600套，6×30望远镜材料3000套，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此时的中国大地已完全陷入了抵抗日寇侵略的战火，中国的光学工业注定要诞生于战火之中。
战火中的光学工厂
1936年9月筹建处成立后，在南京珈珞路建盖了一座临时木房，作为临时修理工厂，同时着手光学工厂的筹建工作。1937年8月1日光学工厂在百水桥草场村工地正式破土动工。工程开工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南京危急。8月27日兵工署通知工程停工，命筹备处派人到四川勘察新址，准备将工厂迁往四川。9月9日兵工署正式通知筹备处将光学工厂迁往四川。11月12日，日寇攻占上海，筹备处加紧搬迁，27日筹备处全部人员设备迁往重庆。
先期到达重庆的选址的筹备处工作人员，在重庆周边十多个地点进行勘察，最后拟定重庆张家溪为光学厂新址，并在重庆会府街设立临时修理工厂，于12月底开始安装机器设备，训练工人，派出人员到各地为部队修理光学器材。1938年1月，周自新从欧洲返回，向俞大维汇报与瑞士达成的技术合作项目。考虑到当时东南沿海各主要港口都已被日军封锁，从欧洲购买的物资设备只能先运抵越南海防港，再从滇越铁路运到昆明，加上重庆气候潮湿，不适合光学器材的生产和保存，俞大维当即决定，将光学厂迁到昆明，并派周自新前往昆明，代表兵工署办理由海防经滇越铁路运到昆明的苏联军械的接运、保管、转运等工作，同时准备筹备处的迁昆事宜。2月，周自新等人在昆明勘定柳坝村为光学厂新址，开始设计建造厂房和搬迁安装工作。1938年9月厂房建造和机器设备安装已近完工，基本具备了开工条件，筹备处提出报告拟于1939年1月正式建厂，12月27日军政部批准成立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厂。1939年1月1日，中国第一个军用光学工厂——第二十二兵工厂正式成立，周自新任厂长，龚祖同任设计专员。
按原计划，二十二兵工厂下设两个制造厂，柳坝兵工厂为第一制造厂（即望远镜厂）以生产望远镜为主。第二制造厂（测远镜厂）实施与瑞士威特厂的技术合作项目，以生产测远镜为主。二十二工厂成立后，周自新即派人到昆明周边为测远镜工厂选址。经多方勘察对比，海口中滩因靠近中国第一个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水上运输和供电比较方便，加上群山环绕，利于隐蔽，被选为测远镜厂的厂址。从防空考虑，测远镜厂的厂房设在山洞中，工程建设也是以开凿山洞为主。1938年8月测远镜厂开工建设，1940年5月第一期厂房竣工。同时选址在海口的还有五十一兵工厂，两厂地界毗邻，两厂合并埋下了伏笔。
1939年1月，二十二工厂开始试制6×30双筒军用望远镜，4月工厂用自己制造的零件生产出中国第一具军用望远镜，7月投入大批量生产，9月该望远镜被命名为敬之式，后又改为中正式。1940年7月，在瑞士专家的指导下，测远镜厂用从瑞士购买的成套零件装出第一具80公分测远镜，命名为中正式。1940年日军在海防登陆，运送光学玻璃的德国货轮被扣，紧接着从英国购买的光学玻璃因货轮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而损失殆尽。光学玻璃的极度缺乏，使望远镜生产难以为续，工厂决定在望远镜厂仿制光学玻璃用量少的迫击炮瞄准镜，先后仿制出奥地利美特克和法国勃朗特式迫击炮瞄准镜，其中勃朗特式瞄准镜作为制式装备投入大批量生产，成为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种炮兵用制式光学仪器。
1940年10月7日，日机对昆明进行空袭，柳坝的望远镜工厂遭到轰炸，厂房、宿舍、仓库等地中弹46处，损失惨重，工厂被迫停工。兵工署第二日即电令二十二工厂紧急疏散，将全部机器设备迁往海口的测远镜厂。为使工厂迁入后顺利生产，海口新厂进行了扩建和调整，1941年4月迁入的机器设备安装完毕投入生产，7月扩建工程全部完工，搬迁工程全部完成。在这次搬迁中，主要设备和材料走滇池水路运输，而精密仪器和易损的工具装备，则是组织员工人背肩扛用三天的时间背到海口。为抢回损失的时间，工厂更是在建筑工程尚未完工的情况下，就组织开始安装机器。
1941年11月，日军在海防集结重兵，准备进犯云南，兵工署令二十二工厂做好迁往贵阳的准备。同年12月，兵工署突然以五十一工厂和二十二工厂毗邻，为减少机构、节约经费、统一指挥为由，将两个生产性质截然不同的兵工厂合并为五十三工厂。1942年元旦，五十三工厂成立，周自新任厂长，内设机枪厂和光学厂。兵工署强行并厂的做法，引起两厂工人的强烈不满，并厂之初矛盾重重，内部关系极不协调。1942年4月，机枪厂工人因两厂职工福利待遇不均而怠工，最后发展为骚乱。虽然周自新动用军警强行处置了事件，但更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矛盾，光学厂又再次准备搬迁，对搬迁后的安排，兵工署却只字不提。刚刚蹒跚前行的中国光学工业面临着跌倒的危险。
1942年5月，日军沿滇缅公路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3日攻陷畹町，4日攻陷龙陵直逼惠通桥西岸。5日，五十三工厂决定将光学厂修理部分的设备和人员迁往贵阳。面对严峻的形势，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两厂工人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终于顺利度过了并厂的磨合期。从五十三工厂成立到抗战胜利，在日机轰炸频繁、原材料极度匮乏、价格飞涨的情况下，工厂克服种种困难，生产6×30双筒望远镜11250具，80公分测远镜392具，勃朗特式迫击炮瞄准镜2608具，捷克式轻机枪15108挺、指北针31310具，有力支援了抗战。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工厂还组织了11个游修队，赴各地前线修理枪支及光学器材达数万件。配属远征司令部的滇西游修队负责盟军美国军队的修械工作，更是因参与了收复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的战斗，受到盟军远征军司令部的嘉奖。
抗战胜利后，五十三工厂在物价飞涨、生产紧缩的情况下勉力维持着惨淡的经营，1946年至于1949年，工厂仅完成了中正式单筒望远镜和统一式迫击炮瞄准镜的设计制造。作为支柱产品的80公分测远镜和6×30双筒望远镜又先后被兵工署下令停产，致使光学厂员工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1950年3月昆明解放，军管会完成了对工厂的接管。解放后的五十三工厂拆分为原先的二十二工厂和五十一工厂。二十二工厂（也就是云南光学仪器厂的身）作为中国光学工业的发源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向各地输送了大量的光学人才，为中国光学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诞生于战火中的光学工厂，完成了中国光学工业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变。虽然此时的中国光学产品多以仿制为主，结构简单，性能落后，主要材料无法自给，但开创了中国光学工业的新纪元，为进一步的发展积累下了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要光学器材的研制情况
6×30中正式望远镜的研制。
中正式望远镜是中国生产的第一种军用望远镜。在20世纪30年代，军队对望远镜的携行性能有较高的要求。6倍双筒望远镜因尺寸小、方便携带、光学技术成熟而倍受各国军队亲睐。国民党军队对6×30双筒望远镜的需求量也非常大，仅1936年10至12月就进口了7295具。因为6×30望远镜构造相对简单，技术成熟，德、英、法、美、瑞士等国很多厂家都有生产，材料和半成品比较容易购进，可借鉴和参照的产品较多，所以6×30望远镜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中国自制光学产品的切入点。
1936年11月，周自新指示当时在德国留学的龚祖同设计6×30望远镜。龚祖同与到达柏林的金广路一道，参照德国产品，边计算，边设计，初步完成了望远镜的设计任务，并根据在莱茨、亨索尔茨、瑞士威特厂学习考察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采用在欧洲容易买到的零件。1939年1月二十二工厂成立后，金广路、龚祖同即开始着手6×30军用双筒望远镜的试制工作。4月22日工厂用自己制造的零件装配出中国第一具军用双筒望远镜，4月29日，经调试检验，性能完全达到要求，5月投入小批量生产，7月军政部核准投入大批量生产，9月该望远镜被命名为敬之式望远镜，后又改为中正式。该望远镜放大倍数6倍，物镜口径30毫米，视场8度，内装分划板，利用垂直分划和水平分划可测定目标间夹角，并可概略测量目标与观测者之间的距离。中正式双筒望远镜1939年至1949年共生产23507具，1950年至1954年生产了4429具。其中1939年至1941年共生产1866具。中正式双筒望远镜综合性能与当时国际水平大致相当，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能自行研制生产这种水平的望远镜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
内战时期，五十三工厂又设计制造了单筒的中正式望远镜，其实就是去除双筒望远镜中轴连接部分，拆分为两个单筒望远镜，单筒中正式由于使用了细颗粒的饰皮，看起来更加小巧细致。因为没有安装分划板，单筒中正式仅能观察，无法观测，加之单筒望远镜观测舒适度和成像立体感远低于双筒，所以单筒中正式望远镜仅生产了420具，数量极其稀少。据笔者推测，单筒中正式望远镜应该是内战后期国民党政府经济情况极度恶化，无力采购双筒望远镜，光学厂为了生存，不得已而设计制造的。
中正式双筒望远镜按生产时期和镜身标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二十二工厂时期即1939年至1941年的产品，这种6×30望远镜采用了类似于蔡司望远镜的变形矩形标识法，左右肩棱镜盖分别刻有变形矩形标识框，左肩框内上标“双望”下标“6×30”字样，右肩框内上标“昆明”下标“二十二”字样，中轴下盖刻编号，镜体涂黑漆，现一般称之为“昆明二十二”。另一种是1942年五十三工厂成立后生产的，左肩棱镜盖刻椭圆形标识框，内标篆书“中正式”下标篆书“五十三”字样，标识框以下用篆书标“兵工署制”字样，右肩刻一椭圆形测距标识，镜体涂绿漆，中轴下盖刻编号，这种一般称之为“中正式”。解放后1950年至1954年也生产过该款望远镜，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推测，这一时期生产的望远镜应该是采用“昆明二十二”的标识方法，不可能再标“中正式”字样。
80公分倒影测远镜的仿制
测远镜又称测距机，是一种可精确测距的光学测距仪，实际运用于对空中和地面目标的精确测距，是当时部队重要的测距装备。80公分倒影测远镜基线为800毫米，测距范围为300-7000米，双目镜结构，右目镜用于观测，放大倍率11.25倍，左目镜用于读距，放大倍率3倍。全套零件1135个，光学零件29种，结构复杂精密，装配精确度要求很高。
与瑞士威特厂的签定技术合作项目后，筹备处曾于1936年提出建盖测远镜厂的方案，但被兵工署否决。后因抗战爆发，防空部队对测远镜的需求很大，兵工署才同意了建盖测远镜厂。1939年2月，二十二工厂完成了第二制造厂（即测远镜厂）的选址工作，5月开始在海口中滩建盖测远镜厂。1940年厂房尚未竣工时兵工署就下达了试制的生产任务，因欧洲战事爆发，运送原材料和装校工具的德国货轮被扣于东南亚，试制工作被迫推迟。 1940年7月，在瑞士专家指导下，测远镜厂用威特厂的成品零件装出第一具80公分测远镜，同年9月俞大维到二十二工厂视察，指示将80公分测远镜命名为中正式，要求将制造成功后编号为1的第一架测远镜呈送蒋介石。
测远镜生产初期，主要是用购买的100套零件进行组装，1941年装出70具，后逐渐利用购买的主要零件半成品按图加工，再配制一些小零件装配，因材料、技术条件和设备能力的限制，测远镜产量一直都不高，从试制成功到停产的7年间共生产了480具，最高年产为1945年的175具，而抗战胜利到1947年停产时仅生产了88具。测远镜制造成功，使中国第一次具备了生产较精密光学器材的能力。
迫击炮瞄准镜的制造
1940年由于日军封锁，光学玻璃进口受到严重的影响，望远镜生产因原材料短缺无法正常进行，工厂转为生产玻璃用量少的迫击炮瞄准镜。先后仿制成功奥地利的美特克式迫击炮瞄准镜和法国勃朗特式迫击炮瞄准镜，后又根据实际需要于1947年自行设计研制了统一式迫击炮瞄准镜。美特克式瞄准镜由于零件不能互换，装配时废品较多，使用中性能不全，需求量不大，仅生产了不到50具。
勃朗特式81毫米迫击炮因性能优于其他迫击炮，早在1931年就在国内生产定型，1932年就被兵工署定为制式武器。作为配套装备，部队对勃朗特式迫击炮瞄准镜的需求很大，1937年周自新欧洲之行时就购买了该瞄准镜的制造权，1940年7月开始在望远镜厂仿制，12月装出样品，经检验和部队试用，性能完全达到要求，1941年投入大量生产，当年即赶制出1136具，成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炮兵用制式光学仪器。
1944年兵工署令五十三工厂仿制法式82毫米和美式M460毫米迫击炮瞄准镜，配套供给五十一、五十二工厂生产的同款迫击炮使用。但美式瞄准镜用英制，生产时需换为公制，法式瞄准镜虽结构简单，易于生产，却无法直接瞄准。针对上述问题，工厂提出设计一种可用于各式迫击炮的统一式瞄准镜，得到了兵工署的支持。经过几年的努力，统一式瞄准镜于1947年制造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被命名为中正式迫击炮瞄准镜。该瞄准镜融合了法式82毫米和美式M460毫米迫击炮瞄准镜的优点，可用于4种不同规格的迫击炮，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共生产15550具。
周自新、龚祖同简介
作为中国光学的创始人，周自新和龚祖同贯穿于整个创业过程中，他们的经历好象一部中国光学工业的创业筒史，记载着创业的风风雨雨。
周自新生于1909年，江苏江阴县顾山镇人，1926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德语补习班，受进步人士郑太扑影响，怀着工业救国的志向赴德学习。1928年进入德国巴特克如尔扎高级职业学院补习，次年进入德国柏林工业攻读精密测量仪器专业。1934年毕业时被授予工程师职称。在德期间，国民政府多次派周自新到蔡司工厂等地实习和工作，使他较早的认识到了军用光学器材在国防中的重要性，立志学成归国后要建立“东方的蔡司”厂。在蔡司工厂实习期间，他受命就国内设立军用光学器材厂一事同蔡司工厂进行洽谈。在调查国民政府花250万元向蔡司工厂购买的光学器材使用情况时，他发现购入器材不仅利用率极低，而且损毁严重。在给兵工署的报告中他写到“若不设厂集中整理，使光学军器能保持战时应有状态，恐数年之后，将尽成废物。”正是这份报告坚定了国民政府建立光学工厂的决心。
1934年周自新学成回国，任兵工署精确研究所主任等职，1936年9月任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处长，1939年1月任二十二工厂厂长，1942年1月任五十三工厂厂长，1945年贵阳分厂烧制出第一锅光学玻璃样品，周自新与龚祖同面见俞大维，请示贵阳分厂建设和制造光学玻璃事宜，但未获得同意，他深感失望，于1946年4月辞去五十三工厂厂长职务。从赴德学习到辞去五十三工厂厂长的18年间，周自新为创建中华民族的军用光学工业，开发第一批国产军用光学仪器，为争取民族抗战胜利，奔走于国内国外，联络有识之士，精心筹划，苦心经营，作为中国兵工光学事业的主要创始人，贡献了他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
辞职后的周自新于1947年任兵工署物资局副局长兼冲绳储运处副处长。解放后又先后担任上海私营江南建业公司经理、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工程师、中国测量学会理事、上海测量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因其在1942年处置机枪厂工人怠工骚乱事件中出动军警逮捕工人，导致三名工人中枪受伤，其中一名染霍乱病死狱中，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关押80天后释放。“文革”中，周自新被隔离审查，遭受迫害。1971年9月8日病逝于上海，享年62岁。
龚祖同生于1904年11月，江苏南汇人。193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核物理，1933年赴德留学。鉴于应用光学在军事上具有重要作用，他毅然放弃核物理研究，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应用光学。1936年以论文《军用双目（眼）望远镜的光学设计》获优秀毕业生称号和特准工程师职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于1938年回国，被聘为兵工署军用光学器材工厂专员，参加望远镜的试制工作。1943年，工厂设立贵阳分厂筹备处，任命龚祖同为主任，开展新厂建设和光学玻璃的试制工作。为实现光学玻璃的自给，龚祖同放弃了到美国考察学习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到光学玻璃的试制工作中。当1945年贵阳分厂终于烧制出第一锅基本合格的光学玻璃时，当局不但没有批准进一步的试制计划，还要将玻璃制造所迁往昆明。试制人员对此非常不满，纷纷辞职离去，使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光学玻璃熔炼工作遭到天折。大失所望的龚祖同也到秦皇岛耀华玻璃厂任厂务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龚祖同先后担任秦皇岛玻璃厂研究主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科院西安分院副院长、中国光学学会高速摄影和光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2年龚祖同调西安光机所工作，开始研究高速摄影和纤维光学，为中国的高速摄影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86年6月26日病逝于西安。
龚祖同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对中国应用光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中国应用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较早地在物理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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